路云亭：上海足球的前世今生与中国足球变革之路

足球虽然只是一项运动，但它也反映了社会的几大趋势。 现场讨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以下是这次对话的缩略版。

卢云婷老师正在讨论

看电影，要看梅兰芳； 看足球就得看李慧堂。

上海足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中国联赛和西班牙联赛。 当时的联赛非常受欢迎。 圣约翰学院和南洋公学主办的大学联赛也成为当时上海足球的一大赛事。 说到上海足球，就不得不提到香港。 后来的事情是，香港带来了上海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上海带来了大连——这就形成了中国足球发展的链条。

原本在香港踢球的球员曾一度留在上海，香港球员的故事也留了下来。

“看戏看梅兰芳，看足球看李惠堂。” 这句口头禅口口相传，足以窥见李惠堂当时在足坛的地位。 广阔的视野、出色的组织能力、良好的射门精准度，让李慧堂成为中国足坛梅兰芳那样的人物。 在各项公开比赛中，李慧堂已打入近2000个进球。 他与巴西的利登雷克、德国球星盖德·穆勒、足坛天王贝利、独狼罗马里奥并列。 他是世界上唯一进球数超过1000个的球员。 五位大明星。

亚洲足坛天王李惠堂

在对阵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孙金顺曾射穿对手的球网。 香港报纸的标题盛赞：“一脚破千孔，不愧是铁腿男”。 于是，“孙铁骥”的绰号响彻足坛。 一名门将扑出射门时，虎口裂开，可见其威力有多大。 这条“铁腿”与他从小玩的特殊“油球”有关——所谓“油球”就是用机油浸泡然后在阳光下晒干的足球。 它变得沉重且无弹性。 他已经用油球苦练了很长时间了。 ，让“孙铁腿”拥有破门之力。

谭江白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选手之一。 与同时期球员以“铁腿”闻名、擅长腿法不同，谭江白的头球出色，因此也被称为“谭邦头”。 除了以头球出名之外，他的身份也有些特殊——他是香港歌手谭咏麟的父亲。 因此，谭咏麟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练球的故事就成了一段佳话。

从香港到上海，这些球员的故事一直被流传下来。 粉丝对他们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平淡刻板的印象，而是在交流中加入了一丝浪漫的想象。 当故事流传开来，足球就会如火般继续生长； 当故事消失，足球文化就会消失。 也渐渐消失。

工人足球文化的兴起

巷文化常常被认为是上海足球形成的原因之一。 这种观点认为，胡同的狭小空间造就了上海足球求变、求科技的潮流。 所谓“快、快、熟练”是对当时的巷弄足球较为形象的评价。 但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

现代社会的足球文化是从广大的工业领域发展起来的。 通过足球的互动，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工会的斗争更加声势浩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确实可以称为工人运动。 1863年10月26日，英国人在伦敦皇后街共济会饭店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现代足球诞生了——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200多年。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足球只是贵族和平民的消遣。 对足球更热衷的，是代表“蒸汽和汗水”的工人阶级。 场边大喊大叫，甚至翻过围栏闯入场内引发骚乱：严格来说，英超不存在中产阶级——当球迷以工人阶级为主时，就确定英超是同样以工人阶级为主，他们热爱足球。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足球改变自己的命运。

足球流氓酿成的海瑟尔悲剧

20世纪20年代至1940年代，杨浦区为上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杨树浦现象”。 杨树浦地区工业区大片开发，产业工人群体涌现，工人足球成为解放后最绚丽的景象。 一章。 在上海的传统足球生态中，杨浦区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所谓的巷道足球就是工人足球。 作为老工业区，杨树浦大量的产业工人给了工人足球运动的广阔土壤，上海的足球文化也由此应运而生。

足球教育走向何方？

无数人说过，青训是足球的基石，校园是足球最好的培养皿。 1983年大空翼的出现，点燃了很多日本青少年的足球梦。 《少女翼》让这项运动成为日本校园里最受欢迎的“部”。 J联赛的诞生也完成了日本从校园到足球的转变。 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闭环。 在校园足球文化的培育下，日本足球无论是竞技性还是社会化程度都走在亚洲前列。

《队长》给日本带来足球热潮

然而，在受应试教育影响的中国，“只有读书才是好”已经成为教育中永恒的主流观点。 一些家长认为踢足球是浪费孩子学习时间； 另一些家长则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对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职业足球运动员能有美好的未来吗？ 一些较为极端的家长受到某些负面信息和事件的影响，认为足球会让孩子养成某些坏习惯。 即使一些足球基地开设了德育课程，也无法打消家长的顾虑。 聪明的父母算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让孩子踢足球确实不划算。

随着中国足球更加市场化、流动化，上海球队的“本土血统”逐渐变薄，足球学校里的上海孩子就更少了。 上海足球教育的未来逐渐成为当地老一代球迷关心的问题。

至于徐根宝足球基地，虽然设立在上海，但几乎不招收上海本地的学生。 相反，它在相对偏远的地区招收学生。 那么，以后巷子里还会有孩子踢足球吗？

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说，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但谁来抓娃娃呢？ 广告商不会投资尚未出名的婴儿。 当市场化时代没有经济效益的时候，抓娃只能是一句口号，青训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个概念。

新自由主义下球员与球迷的错位

同样是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确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方针，足球运动逐渐从国家管理转向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

这种“花自己的钱”的新自由主义不断蔓延到足球的各个领域，球员的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 球员必须忠于他们的经济来源——俱乐部。 客观地说，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同时也会有个人第一、俱乐部第一的文化。 这种风气以及竞技体育和俱乐部制度的残酷，迫使球员在国家队比赛时下意识地担心伤病，并对伤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产生潜意识的恐惧。

对于球迷来说，中国足球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任何改革或争论似乎都没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世界杯推出后，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球迷。 他们终生痴迷于足球，无法忘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但我心里还有一个永远不会结婚的18岁男孩。她就是足球。” 和罗西一样，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足球确实给了你一种近乎宗教的信仰，人们为此哭泣、离婚、自残，甚至自杀。 确实，正如球迷自己所说，可能没有人希望中国足球比他们更好。 然而，不断的催促、不断的声音，让本来就存在断层的中国足球陷入了“补强生长”的困境。

职业球迷罗西为中国队加油

爱国主义不应该通过体育来表达。 并不是说赢了就爱国，而是输了就不爱国。 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球迷和球员处于一种错位状态。

足球变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在大多数球迷眼中，对中国足球有一种“爱之深、责之深”的爱恨情仇。 日韩足球发展后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球迷的集体焦虑日益严重。

人们经常将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韩国足球进行比较。 两国都是东亚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足球水平突飞猛进，成为亚洲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韩国足球已十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自墨西哥世界杯以来从未缺席过。 国际足球运动员孙兴慜入选2019年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成为“亚洲之光”。 看来只有中国足球还在挣扎。 有一天向英国学习，明天向东欧学习，后天向巴西学习。

整整一代年轻球员的集体下滑，人才缺口惊人。 所有的修复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填补空白。

但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未知性和特点——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绝对的强弱。 对于粉丝来说，不应该有这种过度的、跨界的焦虑。 应该用发展性、流动性的视角来看待足球，从只争朝夕变为不争先恐后，给中国足球更多的时间。